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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实验人员身穿防护服，提取古人DNA。 （受访者 供图）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佘峥 戴佩琪）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联合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成功提取和测序了从西周、春秋、唐代到明清时期的中原地区38个古人的基因组，论证了3000年来中原地区人群是“一脉相承”。 近日，相关成果发表在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科学通报》为中国科学院一区期刊，影响因子18.8。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的古代DNA研究表明，与仰韶文化相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从中原地区迁徙扩散，通过甘青地区登上了青藏高原，向东北迁徙到西辽河影响了红山文化，向西南达到川滇地区。在仰韶文化扩张的同时，中国南方人群持续迁入黄河流域并与黄河流域人群广泛融合，比如中原龙山文化人群就带有南方遗传成分，这种人群迁徙和混合模式恰与距今4500年—4000年前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显著北传相契合。 厦大研究人员表示，虽然我们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群迁徙扩散有了初步认识，但是，由于缺乏古人基因组数据，我们还不清楚过去3000年里动荡的政权更迭、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非汉族政权的统治等等，是否对该地区人群遗传组成造成影响。 此间的评论认为，厦大团队的研究填补了中原人群距今3000年来的古基因组数据的部分空白，扩展了我们对中原人群历史的理解。 做个跨时间的“亲子鉴定” 提取从西周到明清的38个古人基因组 研究人员从河南省渑池县鹿寺西遗址中，成功提取和测序了从西周、春秋、唐代到明清时期的中原地区38个古人的基因组，并将新测序的中原古人样本，与之前已发表的中原新石器时代古人和现代河南汉族基因组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了跨时间尺度下的群体遗传学分析。 从某种角度看，这一“群体遗传学分析”类似于“亲子鉴定”，研究人员说，区别是：“亲子鉴定”是比较两个个体之间的DNA相似度，“群体遗传学分析”是比较两个群体之间的DNA相似度。DNA相似度越高，说明两个个体或两个群体之间具有更近的遗传关系。 与欧洲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 中原地区没有明显的人群遗传结构改变 研究人员观察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原地区没有看到明显的人群遗传结构的改变，并没有受到印欧人群、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游牧人群的显著影响，这与欧洲动荡的人口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唯一的遗传离群值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个体——该个体与一些现代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人群相对遗传同质，都可以被模拟为中原古人和东亚南方古人的混合。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该离群个体不太可能代表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主要遗传谱系，而更可能是来自华南的移民，比如清政府曾派遣大批被称为“闽营”的福建军民到中原进行开垦等。 阐述地下考古遗产资源的文化价值 为中华文脉提供DNA证据支撑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王睿、马昊介绍说，我们可以把中原地区人群想象成一条长长的河流，3000年来，这条河流的主要成分和流向基本没有改变，即使有其他支流汇入，也没有改变主河道的本质——在基因层面上，中原地区的人群仍然保持了主要特征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厦大等团队的研究表明，中原地区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并未受到其他文化人群基因层面的影响。一般认为，这项研究以科技手段阐述地下考古遗产资源的文化价值，为中华文脉提供了DNA证据支撑。 揭秘 如何提取古人基因？ 在这项研究中，厦门大学承担了古DNA研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DNA提取和古DNA数据分析。 厦大研究人员介绍说，这里所说的基因检测，指的是全基因组水平的检测，而非单个基因或某几个基因的检测。 研究团队如何提取古人基因？ 据介绍，古人DNA提取工作是在厦门大学古DNA实验专用的超净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人员需要身穿防护服，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实验过程中样本被污染的风险。 测序仪首先要对DNA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通过分析测序数据，研究人员才能够知道哪些片段是人源DNA，哪些是非人源DNA（可能来自附着在样本上的微生物）。当然，来自人源的DNA片段也有可能来自实验人员的污染（即现代人污染）。分析软件能够检测人源DNA中是否存在古DNA，并为每个样本计算现代人污染率。只有基因组覆盖度高的和现代人污染率低的无亲缘关系样本，才能被纳入后续的群体遗传学分析中。 研究人员说，我们将新获取的西周、春秋、唐代和明清时期的古基因组数据与已发表的中原新石器时代古人基因组数据进行一系列定性和定量分析，论证出了3000年来中原地区人群遗传稳定性。 责任编辑： 李奕佳,赖旭华 |
